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诉黄春海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裁判要旨：一、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烟草专卖局系接受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委托，代表有关国家机关依法行使烟草专卖市场稽查和查处违反烟草专卖行为等行政执法权的组织。因此，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根据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是指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该条规定的“查禁犯罪活动职责”，不仅是指司法机关依法负有的刑事侦查、检察、审判、刑罚执行等职责，也包括法律赋予相关行政机关的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烟草专卖局接受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委托，代表有关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烟草专卖市场稽查和查处违反烟草专卖行为等行政执法权。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发现违反烟草专卖规定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相关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据此，烟草专卖局及其工作人员具有查禁违反烟草专卖的犯罪活动的职责。烟草专卖局稽查队的工作人员在履职过程中，采用通风报信的手法，多次将突击检查假烟销售行动的部署安排透露给销售假烟的犯罪分子，致使犯罪分子逃避刑事处罚的，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公诉机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春海，男，26岁，原系上海市烟草专卖局静安分局稽查支队稽查员，住上海市包头路。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07年11月9日被取保候审，2008年3月24日被逮捕。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黄春海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春海在担任上海市烟草专卖局静安分局稽查支队(以下简称稽查支队)稽查员期间，于2006年9月至2007年10月间，在对假烟销售活动进行查禁的履职过程中，采用通风报信的手法，多次将稽查支队突击检查假烟销售行动的部署安排，事先泄漏给其辖区内的上海市胶州路479号青青杂货店经营者蔡庆德(另案处理，已判决)，致使蔡庆德销售假冒烟草制品的犯罪行为得以逃避处罚。此外，黄春海于2004年11月起，伙同蔡庆德将假冒中华卷烟先后销售给黄春海的亲友毛莹梅、张渊等人共计200余条，销售金额达人民币8．6万余元。综上，黄春海的行为已分别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四条之规定，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请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黄春海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其辩护人认为，黄春海的行为不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应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一罪论处。主要理由是：一、黄春海作为稽查支队的稽查员，仅具有行政执法权，不具有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二、黄春海与蔡庆德共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卷烟，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共犯。黄春海向蔡庆德通风报信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帮助蔡庆德逃避处罚，而是为了使自己得以逃脱处罚。此外，黄春海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人黄春海在担任稽查支队稽查员期间，于2006年9月至2007年10月，在查禁销售假冒伪劣卷烟违法犯罪的活动中，多次将稽查支队突击检查的部署安排事先泄漏给辖区内位于上海市胶州路479号的青青杂货店的经营者蔡庆德。2007年春节期间，黄春海因私离沪前，还指使其同事滕海俊(另案处理)将稽查支队春节期间突击检查的部署安排事先泄漏给蔡庆德。由于黄春海的事先通风报信，致使蔡庆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卷烟的犯罪行为多次得以逃避检查和处罚。
另查明，被告人黄春海于2004年11月起，多次介绍他人至蔡庆德处购买假冒注册商标的中华卷烟，而后与蔡庆德共同分利。黄春海以上述方式伙同蔡庆德将假冒注册商标的中华卷烟销售给毛莹梅、张渊等人共计200余条，销售金额达人民币 8．6万余元。

2007年11月7日，被告人黄春海在单位对其进行调查时，主动交代了上述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上海市烟草专卖局静安分局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明上海市烟草专卖局静安分局虽系事业单位，但受有关国家机关委托，负责辖区内烟草专卖市场的稽查并对违反烟草专卖的行为进行查处。

2．上海市烟草专卖局静安分局出具的被告人黄春海的职务证明、岗位聘任书、执法证，证明黄春海案发前系稽查支队的稽查员。

3．上海市烟草专卖局静安分局出具的稽查支队市场检查情况记录表、加班审批表、被告人黄春海移动电话的通信记录，证明稽查支队于2006年9月至2007年10月间多次进行突击检查，黄春海的移动电话多次在突击检查前与青青杂货店存在通话记录的事实。

4．滕海俊的证言，证明2007年春节期间，被告人黄春海在离沪前，要其将稽查支队突击检查的消息事先告知蔡庆德；其曾几次将稽查支队突击检查的消息事先告知蔡庆德。

5．蔡庆德之妻、证人杨凤英的证言，证明被告人黄春海和滕海俊于2006年9月至2007年10月间，多次将稽查支队突击检查的消息事先电话告知蔡庆德，蔡庆德据此在突击检查时停止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

6．蔡庆德的供述，除印证其妻杨凤英的证言外，还证明自2004年11月起，他与被告人黄春海将200余条假冒注册商标的中华卷烟销售给黄春海的亲戚毛莹梅、张渊等人，销售金额达人民币8．6万余元，后他与黄春海共同分利。

7．证人毛莹梅、张渊、郭大海、刘玉艳、施振兵、沈恩奉等人的证言，证明被告人黄春海曾将200余条假冒注册商标的中华卷烟销售给他们。

8．稽查支队队长、证人陈洪林的证言，证明被告人黄春海于2007年11月7日在单位对其进行调查时，主动交代了向蔡庆德通报稽查支队突击检查的部署及其与蔡庆德共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事实，并于同日向单位出具亲笔供述，其供述内容与证人证言相互佐证。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黄春海向蔡庆德通报稽查支队突击检查部署的行为，是否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应否数罪并罚。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人黄春海作为稽查支队的稽查员，在查禁销售假冒伪劣卷烟违法犯罪的职务活动中，多次亲自或指使他人向犯罪分子事先通报突击检查部署情况，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还伙同他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卷烟制品，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应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依法予以惩处。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正确。

一、被告人黄春海符合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主体身份。

首先，上海市烟草专卖局静安分局系依法成立的管理辖区内烟草专卖市场的组织，虽系事业单位，但受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委托，依法行使对辖区内烟草专卖市场进行稽查并对违反烟草专卖的行为进行查处等行政执法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根据上述规定并结合上海市烟草专卖局静安分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可以确认，上海市烟草专卖局静安分局系接受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委托，代表有关国家机关依法行使烟草专卖市场稽查和查处违反烟草专卖行为等行政执法权的组织。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人黄春海系稽查支队的稽查员，其所在的稽查支队隶属于上海市烟草专卖局静安分局，具体负责辖区内烟草专卖市场稽查和查处违反烟草专卖行为。故可以认定，黄春海属于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

其次，根据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是指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该条规定的“查禁犯罪活动职责”，不仅是指司法机关依法负有的刑事侦查、检察、审判、刑罚执行等职责，也包括法律赋予相关行政机关的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刑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也明确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据此，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是行政机关承担的查禁犯罪活动的法定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亦明确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主体规定为“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司法及公安、国家安全、海关、税务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案中，上海市烟草专卖局静安分局接受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委托，代表有关国家机关依法行使烟草专卖市场稽查和查处违反烟草专卖行为等行政执法权。被告人黄春海所在的稽查支队隶属于上海市烟草专卖局静安分局，具体负责辖区内烟草专卖市场稽查和查处违反烟草专卖行为。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发现违反烟草专卖规定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相关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据此，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在发现犯罪活动时，必须收集、整理有关证据材料并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此即烟草专卖局及其工作人员所负有的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黄春海作为稽查支队的稽查员，负有此项职责。

综上，被告人黄春海的辩护人关于黄春海不符合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主体身份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二、被告人黄春海实施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犯罪行为。

根据本案事实，被告人黄春海在担任稽查支队稽查员期间，多次将稽查支队突击检查的部署安排事先泄漏给蔡庆德，致使蔡庆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卷烟的犯罪行为多次得以逃避检查和处罚。黄春海的上述行为，属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犯罪行为。

三、对被告人黄春海的行为，应当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数罪并罚。
    被告人黄春海多次介绍他人至蔡庆德处购买假冒注册商标的中华卷烟共计200余条，销售金额达人民币8．6万余元，而后与蔡庆德共同分利。黄春海的上述行为，属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共同犯罪行为。

被告人黄春海虽与蔡庆德共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中华卷烟，但这并不影响其向蔡庆德通风报信的行为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黄春海向蔡庆德通风报信，固然有防止自己罪行败露的主观目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具有帮助蔡庆德逃避刑事处罚的目的。黄春海的辩护人关于“黄春海向蔡庆德通风报信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得以逃脱处罚，应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一罪论处”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被告人黄春海身为稽查支队的稽查员，负有查禁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卷烟制品犯罪的职责，却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共同实施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犯罪行为，并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其行为分别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应依法实行数罪并罚。黄春海在本单位对其进行调查时，主动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可以自首论处，依法可从轻处罚。辩护人关于黄春海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应予采纳。黄春海与蔡庆德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基本相当，无主、从犯之分，均应依法惩处。据此，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第四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和第六十四条，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之规定，于2008年6月6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黄春海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二、追缴被告人黄春海违法所得，上缴国库。
黄春海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上诉人黄春海不具有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黄春海与蔡庆德共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卷烟，向蔡庆德通风报信的目的也是为了使自己得以逃脱处罚，故黄春海仅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共犯，不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一审判决定性错误，量刑过重，请求依法改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二审争议的焦点仍然是：被告人黄春海向蔡庆德通报稽查支队突击检查部署的行为，是否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应否数罪并罚。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上诉人黄春海作为稽查支队稽查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其所在部门的具体职能规定，负有查处倒卖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等违法行为的职责，并对相关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负有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职责。因此，黄春海符合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主体要求，其关于不具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黄春海向蔡庆德通风报信，帮助蔡庆德逃避刑事处罚，其行为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上诉人黄春海介绍他人至蔡庆德处购买假冒注册商标的卷烟并与蔡庆德共同分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综上，上诉人黄春海具体实施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两个犯罪行为，依法应予以数罪并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 (一)项之规定，于2008年9月17日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9年第6期